一、“三十六计”之名称及其诸多计名之由来因山东人而成就

《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兵书，短短5000字左右，集中了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素有兵法、谋略奇书之称。但历代史志、兵书未见著录，作者及产生年代均不可考。由于书中所引战例，都介于春秋至宋朝年间，所以注家们多认为它大约成书于明清之际，其作者可能是一位深谙兵法理论、悉通《易经》、了解古代战例而又满腹经纶的失意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其姓名难以确考。“三十六计”的出现及内容多与山东人相关，“三十六计”语源于南北朝，《南齐书•王敬则传》中有“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之语。此语后人赓续沿用，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中正式出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语。上述檀公即指南朝宋名将檀道济，祖籍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城北），出身寒门，从军20余年，由士兵升为大将军。檀道济戎马倥偬，战绩卓著。根据多年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三十六策”，后衍化为“三十六计”并成书，《宋书》为檀道济立传，被载入史册。

“三十六计（或策）”之名由山东将军檀道济发明。至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十六计》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与其相关，因为史书记载不详，就难以考究了。但“三十六策”之名称最早出现于《南齐书》中，并且是由于最后一计“走为上”的运用，明确记载它出自“檀公之策”。说明“走为上”计也缘于檀道济的创造发明。

不惟如此，《三十六计》中的其他诸多计名的出现或形成，均与山东人有关。如第二计之“围魏救赵”，出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的战国时代孙膑等人“围魏救赵”的故事。“围魏救赵”的著名战法，源自孙膑为齐军统帅田忌献策，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常用的迫敌就范的重要谋略，不但用于战役、战斗指挥，而且还可用之于战略谋划。其要点是避免与强敌正面作战，批亢捣虚，攻其必救。其成功经验，为历代兵家所借鉴。《三十六计》的作者把类似战例的经验加以概括、升华，列在《三十六计》书中。

《史记》记载，孙膑，生于齐国阿（今山东阳谷）、鄄（今山东鄄城）之间，是孙武后世子孙。与其事迹有关而出现的计名还有并战计中的“假痴不癫”。战国时，魏国大将庞涓因嫉恨自己的本领远不如孙膑，设计加害，把孙膑的双膝盖骨割除，使孙膑成为废人。当孙膑得知庞涓还要置他于死地时，开始装疯卖傻，庞涓遂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后来，齐国使者淳于髡来访魏国，设法把他带回了齐国。由此，孙膑用“假痴不癫”之计成功地瞒过了庞涓的猜疑，到了齐国后受到齐威王的重用。“假痴不癫”之计的出现与定名，是受到了这一历史故事的直接影响的。

直接受孙武事迹及其兵法内容影响而定名的计名有“指桑骂槐”、“以逸待劳”、“上屋抽梯”、“反间计”等。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吴宫教战”，其寓意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孙武接受这场“面试”，是为了说服吴王阖闾，使其认识自己的才能并予以重用。所以后代兵家多以这一典故来说明“指桑骂槐”之计的特点和含义。“以逸待劳”则直接出自《孙子兵法》：“以近待远，以佚（同“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军争篇》) 。“上屋抽梯”理论源自《孙子兵法》“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九地篇》。其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上屋抽梯”用语，但其意思已表达的很清楚了。此计运用最早见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的儿子刘琦因不容于继母，恐遭不测，在处境很危险的情况下，几次向诸葛亮求教自安自保之策，诸葛亮因其关系离间母子之情，均表示拒绝。有一天，刘琦以观赏古籍为名，将诸葛亮诱上高楼，暗中令人抽去楼梯。无奈之下，诸葛亮给刘琦策划了“外出而安”的计谋，让他借鉴春秋时期晋国“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经验教训，利用江夏一时无人守御的机会，向刘表请求屯兵江夏。刘琦按其计谋行事，果然成功。后人便把这一典故总结为“上屋抽梯”，并在军事上加以成功运用。可以看出，上屋抽梯之计谋，最初是用来对付自己人的。

祖籍山东沂南的诸葛亮被誉为“智圣”，他在三国时期对西南彝族首领孟获实施的“欲擒故纵”策略，对该计名的源起由来起到了奠基作用；对魏国军事统帅司马懿施展的“空城计”，其故事早已家喻户晓，“空城计”之名称最早见于罗贯中《三国演义》，后为《三十六计》作者录用。

其他如“打草惊蛇”、“借刀杀人”等计名的由来也与山东人有关。“打草惊蛇”语出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的是唐代王鲁为当涂（属今安徽省）县令时，贪赃枉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捞取钱物上，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一天，当地百姓联名控告他手下的主簿贪污受贿，王鲁见了状子，胆怯心虚，生怕自己的不法行径也被揭露出来，便不由自主地在状子上批了八个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意思是说，你们虽然打的是草，可是我这条藏在草里的蛇已有所警惕防备了。后来，人们把这八个字简化为“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并逐渐流传开来。但被《三十六计》的作者用作计名，已经改变了原意，打草惊蛇的主要目的在于引蛇出洞。

段成式是晚唐山东邹平人，著名文学家，能诗善文，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是其代表作。

“借刀杀人”一词，最早出自明代汪廷讷所编《三祝记•造陷》戏剧中。宋仁宗年间，相国吕夷简等结党营私，为对付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密谋策划，企图让没有打仗经验的范仲淹任军队统帅—环庆路经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夏，其目的是借兵强马壮的西夏军队这把“刀”除掉范仲淹。但他们没想到，范仲淹自幼成长在临淄邹平（今山东邹平），在这里学习了《周易》与《孙子兵法》等。范仲淹在庙堂为良相，在边疆为明帅，短短几年，迫西夏求和，为北宋立下靖边功劳，破解了政敌“借刀杀人”之计。

二、《三十六计》中的“奇谋方略”多源自山东人的兵学思想

《史记》第一次向世人明确：“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由此我们知道孙子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后来去吴国建功立业。故《吴越春秋》称其“生于齐，明于吴”。他的兵学思想对《三十六计》影响是全面、系统、具体的，可以把《三十六计》看作是对《孙子兵法》部分谋略思想的实际运用。

《三十六计》有两大特色，一是援“易”析谋；二是缘于孙子。所谓援“易”析谋，即其作者根据《周易》中的阴阳变化，推演出兵法的刚柔、奇正、攻守、主客、劳逸等对立关系的相互转化，使每一计都体现出极强的辩证哲理。所谓缘于孙子，即三十六条计策，无一不是对孙子兵学原理的诠释。《孙子兵法》对《三十六计》的影响表现为三十六条计谋多直接或间接来自《孙子兵法》的诡道思想及其对战略战术、军事心理、军事地形、军事信息等的论述，以至于有人认为《三十六计》把孙子的“诡道”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譬如“以逸待劳”之计，不仅计名源自《孙子兵法》，而且其思想也起缘于此。孙子对于“以逸待劳”的论述还出现在该计引用《孙子兵法》的按语中：“‘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兵书论敌，此为论势 [4]。值得称道的是，孙子的以逸待劳主要是从战术层面上讲的。如“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而《三十六计》的作者对此并没有停留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术运用上。作者明确：“兵书论敌，此为论势”，论题已发生转变。针对孙子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这一观点，《三十六计》认为：“其旨非择地以待敌，而在以简执繁，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变，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可见此计的谋略应用已大大拓展，不再局限于选择战地而以逸待劳的原意，而是“困敌之势，不以战”，即也可采用非战斗手段，达成使敌困顿之势，这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进一步拓展。

《孙子兵法•火攻篇》是“隔岸观火”的思想源头。其按语：“此兵书火攻之道也。按兵书《火攻篇》，前段言火攻之法，后段言慎动之理，与隔岸观火之意，亦相吻合”。为什么要隔岸观火，就因为孙子早就告诫，火攻之后一定要慎动，火中取栗，引火烧身都是不可取的。与处于优势的胜战计的“趁火打劫”不同，“隔岸观火”属敌战计，是处于劣势之计，不得不慎。此计策使用要求是要有火可观，有岸可隔，首先将自己置于安全的境地，待时而发，待机而动，这是孙子权变思想的直接体现。

再譬如“笑里藏刀”之计，是受《孙子》的“相敌”之术影响而形成的。其按语有言：“兵书云：‘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行军篇》）。故凡敌人之巧言令色，皆杀机之外露也”[7]。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推测出敌人的动向。当然此计也是孙子诡道中“用而示之不用”和“卑而骄之”思想的具体体现。笑里藏刀的含义为外柔内刚，其精髓是作者用《周易》哲学的语言表述为“刚中柔外”。一切基于刚中柔外原理推演的用兵之策，都是此计的谋略运用。作者命名为“笑里藏刀”，只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如果把它理解为表面友好而内心狠毒，则脱离了该计谋的涵义。

为什么在攻战计策中要“打草惊蛇”、“欲擒故纵”、“调虎离山”？打草惊蛇按语分析：“兵书云：‘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也’《孙子•行军篇》）。”欲擒故纵之按语也借孙子之“用兵八法”之“穷寇勿迫”作为指导思想，只不过把“穷寇勿迫”改为了“穷寇勿追”而已。“调虎离山”是为了避免“下政攻城”——《孙子兵法》中的“其下攻城”（《谋攻篇》）之意。因此，分析《三十六计》之按语，可以了解这些计策的思想渊源。

其他如瞒天过海，就是孙子“诡道十二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思想体现。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等表现的是“乱而取之”。借刀杀人的目的是“亲而离之”，抛砖引玉、欲擒故纵是为了“利而诱之”，走为上是“强而避之”等等，而这一切的目的在于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声东击西、暗渡陈仓、擒贼擒王等是孙子“正合奇胜”、“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的具体运用。指桑骂槐体现的是孙子的“以迂为直”的间接路线思想。李代桃僵则考虑的是“杂于利害”、“以患为利”，两害相权取其轻。远交近攻考虑的多是“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金蝉脱壳、借尸还魂是“示形惑敌”的具体应用。关门捉贼是为避免“穷寇勿迫”。美人计、苦肉计是“将军可夺心”的重要手段等等。可以说《孙子兵法》给《三十六计》提供了直接的指导思想，计计均能在《孙子兵法》中找到理论根据。在《三十六计》整体框架中，体现了孙子提倡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客观地讲，《周易》与《孙子》是对《三十六计》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三十六计》的作者把《周易》之原理与《孙子》之理论进行了有机结合与系统运用。所以《三十六计》虽计名通俗，而其解语与按语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我们只有从《周易》与《孙子》原理中来剖析其内涵，才能掌握《三十六计》的真义。任何对其计名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的“语文式”解读，都属于胶柱鼓瑟。

孙武之外，山东地域对《三十六计》计谋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有孙膑、吴起、诸葛亮以及姜太公等人。围魏救赵之按语 “故当齐救赵时，孙子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此孙子即是战国时的“齐孙子”孙膑（在古文献中，春秋末期的孙武被称为“吴孙子”），言下之意是，只要抓住彼方要害，攻其虚弱之点，使彼方的形势受到挫折，而不能继续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围了。这是围魏救赵之计的思想说明。这里面的“形格势禁”的提法，在混战计之远交近攻解语中还被变通运用为“形禁势格”，借此提醒要利从近取，害以远隔。

田忌赛马的故事，是孙膑最早对“李代桃僵”计策的应用。其按语指出“如以下驷敌上驷，以上驷敌中驷，以中驷敌下驷之类，则诚兵家独具之诡谋，非常理之可推测者也”。指出这是军事谋略家所具有的独特谋略，这并不是用普通的道理可以推测出来的。当然，《三十六计》的作者也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是“兵家独具之诡谋”，违背了常理及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使用。不管如何，这是典型的“李代桃僵”是没有疑义的。

关于“关门捉贼”，则是受了吴起兵法思想的影响。吴起，战国初期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人，著有《吴子》，与《孙子》合称《孙吴兵法》。“关门捉贼”按语引用《吴子》曰：“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所以，能关上门捉住贼人是最好的选择。

诸葛亮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是出征前接受了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建议。欲擒故纵之按语分析：“武侯之七擒七纵，即纵而蹑之，故辗转推进，至于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纵，其意在拓地，在借孟获以服诸蛮，非兵法也。”当时虽没有“欲擒故纵”一词的提法，但诸葛亮在三国时的运用，对该计策的产生，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三十六计》本身是对古代成功战例的经验总结。

对《三十六计》谋略思想产生影响的还有商末琅邪海曲（今山东省日照市）人姜太公，反映其兵学思想的《六韬》智慧，在《三十六计》中也有体现。譬如混战计之混水摸鱼，其“按语”援引《六韬•兵征》：“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列举军队陷入混乱的种种表现，“此弱征”给对方以可乘之机，可借机“混水摸鱼”。说明《三十六计》的作者在收录这一计策时，受到了姜太公这一思想的影响。再如败战计中美人计的出现，也受到了《六韬》的影响，《六韬•文伐》强调，对于直接用武力难以征服的敌国，应“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这是较早从理论上对美人计进行的总结和阐述，不能不对《三十六计》的作者产生启发。

《六韬》所记，全为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问答之辞，虽为后人依托之作，但《六韬》反映的是姜太公的兵学思想，其成书地域为太公故里齐地是没有疑问的。

三、《三十六计》按语中援引的“经典战例”多为山东人的实践运用 

《三十六计》是在前人成功战例的基础上结合《周易》、历代兵家思想总结出来的兵学智慧，讲的是大将“对战之策”。而诸多经典战例由山东兵家、将帅所创造，这在每一计按语中体现出来。如孙膑之围魏救赵，诸葛亮对孟获之欲擒故纵等，前面均已有涉及，自不待言。

《三十六》按语引用最多的经典战例是孙膑所创造，围魏救赵、以逸待劳，抛砖引玉“按语”均引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庞斗智的故事，为该计成功之佐证。围魏救赵一如前述。以逸待劳之按语：“孙膑于马陵道伏击庞涓”、抛砖引玉之按语：“又如孙膑减灶而诱杀庞涓”，讲得是同一战例。公元前342年，庞涓率魏军10万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仍以田忌、孙膑、率军直趋魏都大梁，欲围魏救韩。当得知庞涓弃韩回师应战后，孙膑因势利导，用迫兵减灶的办法诱敌深入。最终在马陵道（今山东郯城）设伏，大败魏军，庞涓自杀。

金蝉脱壳“按语”则把三十六计的创始人檀道济的事迹列举出来：“檀道济被围，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惧有伏，不敢逼，乃归”。这一场景的发生是在南朝刘宋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派遣大将檀道济率师北伐，多次打败北魏的军队。在宋军打到历城（今山东济南一带）时，粮草难以为继，檀道济预感到魏军会趁火打劫，为掩人耳目，稳定军心，檀道济“唱筹量沙”，瞒天过海之后，为使魏军看不出破绽，撤退时又以弱示强，命令全体将士都披甲戴盔，而他自己则身着白色便衣，坐在车子上，绕军营缓缓而行，慢慢地走出敌人包围圈。魏军见宋军如此严整，害怕其中有埋伏，因而不敢逼近，檀道济及宋军得以从从容容离去。其实，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走为上计的运用。从瞒天过海、金蝉脱壳到走为上，三十六计的祖师，使用起计谋来当然得心应手。

败战计按语引用案例多发生在山东人身上，譬如反间计之“按语”援引了齐国大将田单的事迹。“如燕昭王薨，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田单乃纵反间曰：‘乐毅与燕王有隙，畏诛，欲连兵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惟恐他将来，即墨残矣！’惠王闻之，即使骑劫代将，毅遂奔赵”。这是田单使用反间计，首先离间燕惠王与乐毅的关系，然后巧使连环计，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尽复70余城。田单，战国时期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军事家，其主要成就是使濒临灭亡的齐国复国。

连环计之“按语”则引用了南宋名将毕再遇的典型事迹，“如宋毕再遇，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人马已饥，闻豆香，乃就食，鞭之不前。遇率师反攻，遂大胜。皆连环之计也”。

毕再遇，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兖州（今山东兖州）人，他在抗金战争中常设计引诱敌人来战，先是三番五次地缠住敌人，等到天色昏暗，他把预先用香料煮好的黑豆撒在地上，再向前挑战，然后假装战败而退。敌人乘胜追赶，但他们的战马已经饥乏，嗅到地上豆子的香味，就只顾抢着吃豆子，任凭用鞭子抽打，也不肯前进。这时，毕再遇率领部队反攻，于是大获全胜。这些都是连环计的典型运用。

“撒豆成兵”之外，走为上之“按语”又列举了其“缚羊击鼓”的故事：“如宋毕再遇与金人对垒，一夕拔营去，留旗于营，豫缚生羊悬之，置前两足于鼓上。羊不堪倒悬，则足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已远矣。可谓善走着也”[18]。意思是宋代名将毕再遇和金人守垒对抗，一天夜里撤退走了，却留下旗帜在营房前。他预先把活着的羊倒吊起来，前边两条腿放在鼓上，羊被倒挂着，非常难受，两条腿不停的乱踢，于是把鼓敲得咚咚作响。金人开始未察觉毕军已撤走，相持几天才发觉，但宋军已经离去的很远了。可以说这是善于退却的战例。

《三十六计》不管是计源、计名、谋略、案例等直接或间接所涉山东人事最广，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山东兵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也反映了山东人特有的睿智。从某种意义上讲，了解山东兵学，更有助于理解《三十六计》思想及智慧，而《三十六计》之认知方法，也给我们提供了古代谋略之精义和独特的思维模式，对我们了解、应对、服务现实社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