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给人类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典籍，而《孙子兵法》则是其中最为优秀的兵法代表，享有“百世谈兵之祖”、“兵法圣经”的美誉，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对军事领域之外的政治、外交、商界、体育等各个方面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兵法的影响离不开人们对它的传播和理解，而兵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离不开对它的翻译。

翻译是文明的延续和扩展；任何文化想要延续，都要不断地被翻译。比如中国的典籍，正是凭借广义和狭义的翻译而使其生命不断延绵。（许钧，2003：125）两千多年前的不朽元典，如今能受到世界的重视，翻译的作用自不待言。《孙子兵法》在西方的传播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由法国传教士阿米奥（中文名为钱德明）将其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从此开启了《孙子兵法》在西方传播的历程。（于汝波，2001：227）1905年第一个英译本的产生，更是加快了这部兵法圣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应用。如今，《孙子兵法》在海外传播甚广，目前在世界上有20多种文字的译本，仅上个世纪的英译本就有13本之多。这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到这部著作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超越时空的哲理。因了解而推崇，随之在国外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居高不退的“孙子热”。

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翻译活动涉及到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而这些会受到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孙子兵法》在海外的传播也是如此。本文将在综述兵法几个不同英译本的产生背景的基础上，分析译本在传播和接受中受到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最后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提出对未来新译本的期待。

一. 《孙子兵法》英译本及其成文背景

《孙子兵法》的英文翻译始于20世纪初，最早是由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E. F. Calthrop）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翻译出版，并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修改译本。这个首版英译本依据的是日文版的《孙子兵法》。卡尔斯罗普当时请了两名日本助手进行翻译，他自己的中文水平并不好。由于他对汉语缺乏足够的了解，无法深入汉学经典的文本语境深处，而只能把理解一部分建立在想象之上，另一部分建立在可能来自日本的二手翻译和研究材料上，于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王铭，2003）这个译本遭到了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斯罗普之所以翻译《孙子兵法》并非因为他对中国的注意，而是源于他的军人身份以及被派往日本留学的经历。于汝波指出，尽管这个译本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和差错，但其译文的一些长处（包括有些篇名的译法）可供后来的英译者借鉴或汲取；译者在序言中还指出，对这部兵法的关注跟“最近的战争”（1904-1905年日俄海战）有关。（见《孙子兵法研究史》，第233页）

1910年，莱昂内尔•贾尔斯（中文名翟林奈）的《孙子兵法》英译本由伦敦卢扎克（LUZAC）公司出版。该译本对《孙子兵法》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近一百年后的今天，翟林奈的译本仍然是较为流传的英译本之一。翟林奈生于中国，是英国领事官、汉学家翟理思之子。他于1900年进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负责管理东方书刊和手稿，并潜心研究汉学。（于汝波，2001：234）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对中国文字和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从长达43页的译本导论中也可以看到他在翻译时所下的功夫，而其所选择作为蓝本的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又很有权威性，英译本的依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些因素保证了翻译质量的可靠。翟林奈的译本很有特点，为了保持中国古籍的传统，注释格式为页下注；译作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出现，而且是先出中文再出英文，体现了译者对经典原作的尊重，便于双语学者对比检验；用阿拉伯数字为每段《孙子兵法》中的长句加序号，便于西方读者的阅读。译本的注释也十分地详尽，是对《十家注》的精选。译者还对十一个注释家分别进行了介绍，为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知识提供了资料。更值得欣赏的是，贾尔斯英译本为一些兵法概念、人名、地名、古汉语词汇等加注以求准确，还做到了原文文学性的传达——译文流畅，富有韵律感，文字长短均衡。如《计篇》中“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段的翻译：The general that hearkens to my counsel and acts upon it, will conquer:let such a one be retained in comman! The general that hearkens not to my counsel nor acts upon it, will suffer defeat: --let such a one be dismissed!译文中不乏此类押韵的句子，使译文富有节奏感，符合《孙子兵法》格言警句般琅琅上口的句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两本《孙子兵法》英译本在国外问世。分别由马切尔•科克斯（E. Machell-Cox）和萨德勒（A. L. Sadler）教授所译。因战时条件困难，译得仓促，质量都不尽令人满意，发行量都不大。（于汝波，2001：238）

战后，塞缪尔•B•格里菲思根据孙星衍《十家注》重新翻译的《孙子兵法》英译本终于在1963年由牛津出版社付梓。格里菲思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准将，曾被派往北平学习汉语。在其52岁的时候被牛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主修科目是中国军事。译者在导论部分，详细介绍了他对孙子多年的研究成果，包括《孙子兵法》的作者、时代背景、孙子战争思想、毛泽东思想与孙子兵法等内容。该书于当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翻译丛书，近几十年来多次重印再版，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广为流行，并在近几年跻身亚马逊网站畅销书榜首，取代了翟林奈译本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威地位。格里菲思中国军事博士的身份， 在其翻译《孙子兵法》古代军事术语中有所体现，他对古代中国军制、兵器有一定的了解，其译文富有军事特色。但该译本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如没有严格按照《十家注翻译》，出现随意删节和挪动，使译文和原文相去甚远。

70年代末，经英国亚洲家世小说家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推崇与赞助，再度出版翟林奈的《孙子兵法》。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重译了《孙子兵法》，夏威夷大学的罗杰•埃姆斯（Roger Ames）又提供了另一新译本。自80年代起，陆续有中国学者开始翻译《孙子兵法》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1987年，纽约斯特林出版社出版了陶汉章著《孙子兵法概论》英译本，由原联合国协会理事、外交学院教授袁士槟翻译。该译本被收录进《大师经典文库》，为广大学者提供高质量的阅读文本，也为各类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必备的学习资料。（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袁士槟译本《孙子兵法》出版前言。）1994年，原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中国译协常委副会长林戊荪的译本由中国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界以后，弘扬中华文化、典籍“译出”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至少在中国，出现了新的《孙子兵法》译本；而国外关于兵法指导实践的专著，也是存在的。当然，这些译本均在《孙子兵法》的海外传播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 《孙子兵法》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及原因

虽然典籍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但由于古籍文本的特殊性，使得译介这样的作品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典籍文本具有多义性，其文本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以《孙子兵法》为例，从作品的产生到现在存在着2500年的时空距离，字词、文化也经历了2000多年的演变。而关于该兵法的注释考证本之多，对元典的诠释没有定本。其次，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晶，需要译者全方位推介，尽量完整表现其文化品格。困难的存在让很多译者在典籍翻译研究上望而却步，从而造成了典籍翻译成为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

在我国，古籍出版也成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作为古籍部的编辑，一本书投入的时间相对其他通俗读物来说要大，然而这样大编辑量的“大书”，社会上一时的需求量很小，主要是各地院校和图书馆收藏用书、备人查阅。于是，古籍出版社一者在做出版物市场化方面的尝试，将传统文化通俗化、大众化、出版了诸如《孙子兵法》等书，销售势头还不错。（武凡，2004）

而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孙子兵法》译本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仅由美国翻译的《孙子兵法》已不下10个版本，这在中国名著中是绝无仅有的。由此不难看出，《孙子兵法》在美国读者那里已经取得了怎样的认可。牛津出版社1986年推出的由美国将军格里菲思译著的《孙子兵法》可谓异军突起，爱者甚众，它不仅雄踞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100多周，而且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年畅销书总排行榜中位列第二。（周生生，2003）今天，《孙子兵法》的魅力早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而在工商业、教育界、体育产业甚至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在今日依然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不是一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