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尚《孙武兵经》，佚。此书《隋志》著录为二卷，《通志》作三卷。张子尚，事迹不详。有人因《隋书》始著录其书，视其为隋人，不可靠。查《隋志》将此书著录于魏武、王凌集解《孙子兵法》和贾诩钞《孙子兵法》之间，其前、后之撰者均为三国时人，故从位置上看，是将张子尚列为三国时人。近人支伟成《孙子兵法史证·序》中说：“魏王凌、张子尚、贾诩，吴沈友并有注，今均亡佚。”称张子尚为魏人，当亦据此。以“兵经”名孙子书者，子尚为第一人。这表明，《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地位已有了很大提高。

       敦煌晋写本孙子注，此书仅存相连两页的下半部分。此残页原由日本大谷光瑞（一说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收录。罗振玉将其编入《汉晋书影》中，称之为“晋代孙子注残纸”。此残页中间有横向界栏，上下各8行，两页共16行。1-13行是《孙子兵法·谋攻篇》的结尾，第14行可能是空行或注文，第15行应是《形篇》篇题，因写在上半页而缺。第16行为《形篇》开头的下半句。每行14-16字不等。有双行夹注两条。此残页之文与存世孙子书在内容上有些差异。如第1行注文“隙”写作“ ”；第4行“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今本“军中”作“三军”，《通典》卷一五五、《御览》卷二七二引文却与此同。第4-6行“不知三军之任而同三军之权则军士疑覆矣”，其下有注：“覆，败也”，今本“任”“权”二字互倒，且无“覆”字。第10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今本两句互倒。这说明，此书不同于今存所有版本，是已经佚失的又一《孙子兵法》注本。注者已不可考，不知其与前人所说的杜预注孙子有无关系。

       《孟氏解诂》二卷，此书或题《孟注孙子》、《孟氏解孙子》，南朝梁孟氏注。《隋志》、《通志》、旧新《唐志》均有著录。《宋志》著录《五家注孙子》三卷中有其注，此书及孟注单行本均亡。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孟氏，失名，事迹不详。《隋志》著录为“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后人因谓为南北朝时梁人。《郡斋读书志》在《纪燮注孙子》条后言其为唐人。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多将其注置于杜牧之后，有的则在诸唐人之后，宋人之前，比较混乱。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始将其定位于曹注之后，唐人之前。

       查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存孟注仅68条，是注文数量最少的一家，似有佚失。其注偏重文字训诂，较少思想阐发，是诸家注中训诂派的代表者。其注文大多可采。如注《虚实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句说：“策试敌情，观其施为，则计数可知”；注“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为“以物画地而守，喻其易也”，甚得其义。注《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之“道”为“权术”，与诸家注异，可为一家之言。明人赵本学谓孙子之“仁义”为“诡谲之辞”，与孟氏这一观点相通。总之，其注对后人理解《孙子兵法》本义有一定影响。但有的注释则明显不妥。如《地形篇》“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孙子明言宁可违君，不违“战道”，孟氏却解为“宁违于君，不逆士众”。“士众”与“战道”相去甚远，此注显然未逮其意。

       从我们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注文内容看，此时之注偏重文字训诂。王凌注虽已显露阐发义理的端倪，但可惜所留佚文甚少，难以窥其全貌。总之，魏晋南北朝是《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在注释内容和方式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但又有不尽完善之处，因而为后来注家留下了可供思考的广阔天地。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书侧重于军事上的实际应用，其中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某些思想；一些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折射出这部兵书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存世兵书甚少，从这些兵书的内容和存目兵书的书题看，这一时期的兵学著作侧重于实际运用，理论创新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论述战役战术和军事技术如关于阵法、火攻、军令、射法、杂占等内容的书较多，讲战略基本理论方面的著作较少。晋人司马彪虽撰有《战略》一书，但从其内容看，也只是选收有关军事谋划方面的言论事例等，并非论述战略的基本理论，他的“战略”和我们今天说的“战略”在概念上有很大不同，大体可解释为关于战争和作战的谋略。有的著作则受玄学的影响，内容过于抽象玄虚，走到另一极端。（如《阴符经》就大概成书于这一时期），有些兵书内容注意祖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思想，有的有所发展。

       下面我们就对这一时期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兵书作些介绍。

       《兵书接要》，佚。《隋志》著录为十卷，注“魏武帝撰，梁有《兵书接要别本》五卷。又有《兵书要论》七卷，亡。”；《新唐志》作七卷，署作者为“孙武”，“孙”当为“魏”之误，即此书的撰者是曹操（魏武帝），而不是孙武。《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既是“抄集诸家兵法”，其中当有《孙子兵法》。曹植疏陈举之义云：“扬风后之奇，接孙吴之要”，亦可为佐证。古“接”“捷”通，“接要”谓掌握兵法要领之捷径。此书内容可能有似于现在的兵法语录类编。《太平御览》卷八、卷十一分别引有此书语录数段，为风候杂占之语，说明书中抄有这一类内容。一说，“接”是续接之意，“接要”谓续接孙吴兵法之精要。《隋志》另著录魏武帝撰《兵法接要》三卷，未知二书异同，很可能为一本。

       《续孙子兵法》二卷，佚。《隋志》始著录，魏武帝撰。新《唐志》、《通志》、《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同。此书内容很可能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外的杂篇，曹操将其从《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中剔除后，另编成二卷，取名为“续”，是为了使之有别于《孙子兵法》，明其为孙武后学所续，而非孙武所作。但此书亦有可能是曹操本人撰述。

       另外，司马彪辑《战略》中也载有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内容。如《傅嘏》中记其论证征吴之事，较《三国志》为详。论中讲到，“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主张派出间谍，了解敌情，并引《孙子兵法》之文：“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根据“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的原则，提出使吴“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的策略，要求“计于全胜”，“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等。这些引文无疑都直接或间接地取之于《孙子兵法》。

       旧题黄帝时大臣风后撰《握奇经》，后附晋平虏护军、东羌校尉马隆撰《八阵总述》一卷，总述中讲到，“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不可易，战无常规”，“兵体无形，形漏必溃”，“上兵伐谋，其下用师”，“小人偏胜，君子两全”等，亦由《孙子兵法》之言脱胎而来。

       旧题为诸葛亮撰的《便宜十六策》和《将苑》也多有祖述和阐发《孙子兵法》军事思想之处。《便宜十六策》，《三国志》所列诸葛氏集目录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有《武侯十六策》，当即此书。今本有的内容为《太平御览》所引。据旧、新《唐书》中《马周传》及《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马周曾为中郎将常何撰“《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不知其“《便宜》二十余事”是否与此书有关，今本《便宜十六策》或是其遗存，也未可知。此书中即有对《孙子兵法》思想阐发的内容，《治军第九》中就多有明引、暗引、阐释《孙子兵法》之文。如“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等，均源之于《孙子兵法》。《将苑》，亦称《新书》、《心书》，《遂初堂书目》始见著录，当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葛亮的思想。此书《兵权》、《揣能》、《情势》、《察情》等篇中多有肯定、修补、发挥《孙子兵法》思想的内容。此书是我国古代论述将帅修养的专著，强调将帅要有“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己”（《将志》）的良好品质；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和军事才能；要善于选贤任能，强调法制；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战诫》）等，较《孙子兵法》关于任将问题的论述更为具体，且有一些发展。

       《孙子兵法》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也有一定影响。《文选》中有些篇章讲到孙子，或其用典出自《孙子兵法》。如左思《吴都赋》“阖闾信其威，夫差穷其武，内果伍员之谋，外骋孙子之奇，胜强楚于柏举，栖劲越于会稽，阙沟乎商鲁，争长于黄池”。《魏都赋》：“毕出征而中律，执奇正以四伐”，“朝无印，国无费留”，其中“奇正”、“费留”均取之《孙子兵法》。张华《鹪鹩赋》：“翳荟蒙笼，是焉游集”，注云：“《孙子兵法》曰：‘林木翳荟，草树蒙笼’”。张景阳《杂诗》：“巧迟不足称，拙速乃垂名”，是从《孙子兵法》“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句变化而来。又，《晋书·殷浩传》：“论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庾信《周齐王宪神道碑》：“六韬九法不用吴起旧书，三令五申无劳孙武先戒”，等等。这说明当时的许多文化人也曾学过这部兵法，对其中的词语能信手拈来，用于文学创作之中。有些学术著作也有《孙子兵法》影响的痕迹，如魏刘劭撰《人物志》讲“谋庙胜”（《流业》），谈“法制”、“分数”（《接识》），论“攻守”（《材理》）等；《意林》卷四引：“孙子曰：金城汤池而无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引文不见“十三篇”，当是孙子后学所为。晋傅玄撰《古今画赞》中有《孙武画赞》，其赞云：“孙武论兵，实妙于神，奇正迭用，变化无形。”此赞言简意赅，道出了《孙子兵法》的精要，说明作者曾对《孙子兵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据《孙子兵法》“庙算”及“地”、“度”、“量”、“数”、“称”、“胜”之说敷衍而成的数学算法之书《孙子算经》，大概出自北周数学家甄鸾之手。另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说：“孙武兵经，辞若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程器》）北齐刘昼撰《刘子·兵术》中大量引用《孙子兵法》之言或阐发孙子思想。如“兵贵伐谋，不重交刃。百战百胜，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战而胜，善之善也。”“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势，避实而击虚，避强而攻弱，避治而取乱，避锐而击衰。”等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中，也有《孙子兵法》引文。这些都说明，《孙子兵法》在这一时期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魏晋时的文化人之所以研读《孙子兵法》，固然与他们为在著述时追求文字的奇瑰、对偶等而猎奇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侯外庐等先生指出，魏晋社会有四个战场：一是农民或流人的暴动；二是五胡入侵；三是民族的政争；四是概念世界的名理赌场。所谓“名理赌场”，就是清谈、论辩。此风在当时十分盛行。论辩胜负对论辩者个人名声、地位、前途等影响甚大，葛洪说：“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以刺 ，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刘劭说：“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颜之推说，争辩者即使“理伏”，也要“辞胜”。说通俗些，就是无理也要搅三分。可见当时人在辩论中争强好胜情况之一斑，他们较之战国时辩士，更注重口舌之争的一时胜负，为此而玩弄概念游戏，讲究诡辩技巧，并不太顾及这种辩论结果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是关于斗争艺术的学说，其理论对于所有的斗争，包括唇枪舌战在内，都有指导意义。这些文化人为在“往返诘难，依方辩对”中取胜，在“政争”中获得主动权，研读这部兵法，揣摩“理赌”之道，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孙子兵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两汉倍受重视；其军事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之中，从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由于两汉时期经学和神学占统治地位，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孙子兵法》在社会上遭到严厉贬斥，其流传受到严格限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思想统治有所减弱，人们的学术思想得到了一定解放。加之这一时期战事不断，各政治集团都在极力寻求战争致胜之道。《孙子兵法》因此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帝王不但自己带头学习研究《孙子兵法》，身体力行，而且要求部署也这样做。如曹操亲自注解《孙子兵法》，还经常对将士进行言传身教；孙权要求吕蒙、蒋钦“急读《孙子》”；后汉主刘渊“尤好《春秋左氏法》、《孙吴兵法》”。从晋和南北朝的一些开国帝王的言论和有关史料记载中，可知他们也大都学习过此书。如宋武帝刘裕谋略出众，用兵多合于《孙子兵法》，他的言论中有“吾等既为‘同舟’”，“兵贵神速”，“众寡”、“虚实”等词汇，可知他精通此书之道。再如，后赵主石勒目不识书，就请人代读史书，其用兵善于出奇制胜，晋将刘琨称赞他“暗与孙吴同契”。一些谋臣武将，从实战需要出发，极重视《孙子兵法》，这一点我们下面专门讲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孙子兵法》军事运用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沧海横流，英雄辈出，《孙子兵法》更显现出它的兵经本色。运用《孙子兵法》突出者，如曹操、诸葛亮、司马懿、满宠、邓艾、钟会、羊祜、杜预、刘裕、崔浩、慕容恪等。概括起来，他们在运用《孙子兵法》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重视谋略致胜。众所周知，《孙子兵法》在作战指导上崇智尚谋。这一思想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家们所重视。如曹操用兵以诡诈著称，诸葛亮称他“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后出师表》）。在奖赏方面，他提倡“虑为功首，谋为赏本”。诸葛亮是著名的谋略家，被人们视为智慧的化身，多谋的象征。司马懿老谋深算，诡诈不逊于曹操，在征公孙文懿时提出“兵者诡道，善因事变”的主张，其指挥作战，以诡诈取胜的事例甚多。魏晋南北朝军事史中可说是奇谋迭出，变化莫测，让人目不暇给。贵谋尚智已成为当时时代的风尚。

       直接用《孙子兵法》的谋略指挥作战的典型事例也很多，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指挥员对这部兵经内容的闲熟。试举数例：①用于敌情判断：公元234年，诸葛亮率军伐魏，司马懿坚壁不出。诸葛亮用计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为控制部队的求战情绪，采用借旨遏将之法，请皇帝下令不准出战。诸葛亮分析其心理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此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即乃孙子之名言。公元537年，东魏高欢为报潼关之败，率众渡河涉洛，至于沙苑攻打西魏宇文泰，西魏将尽皆失色。宇文泰族子宇文深分析说，高欢“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以擒也”，所谓“忿兵”，即孙子所说的“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之兵。事实证明宇文深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②用于欺骗：三国魏将满宠为诱骗东吴水军登陆，达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之目的，上表建言：“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福生于内矣。”满宠用此计亦获得成功。③用于奇袭：三国魏将邓艾攻蜀，建言由阴平入蜀，以“奇兵冲其腹心”，并引《军志》之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掩其空虚，一战破蜀。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见于《孙子兵法·计篇》。三国魏将毋丘俭、文钦反，谋士王基向司马师进言：“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劝速进兵征讨。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集合齐后再出发，王基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于是先敌进据南顿（今河南项城西），毋丘俭果然来争，闻王基先到，只好退保项城。④用于围困：十六国时，前燕大臣慕容恪围段龛于广固（今山东益都），围而不攻，众将请战，慕容恪说：“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势敌，外有强援，恐有腹背之患，则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无援于外，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正谓此也。”慕容恪因此亦获得成功。“十围五攻”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简略说法。

       二是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战国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以军事和外交斗争史为主线的多极斗争史。经过激烈的兼并战争，至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格局形成。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取盟友，分化敌人，攻城掠地，兵来将挡，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和军事斗争。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如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当时每个国君、将帅都须首先关注的大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求助于先进的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道出了当时战争的特点。产生于多极斗争年代的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孙子兵法》正是打赢这种战争的理论武器。这是《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不胫而走的社会原因。

       三是由《孙子兵法》自身价值决定的。《孙子兵法》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前人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形成了博大精深、缜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对于战争问题、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问题都有系统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它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先知、先胜、全胜、致人，速胜、奇胜、击虚、任势、善守、专分等，可谓是集古代战争谋略之大全，遵之者胜，违之者败，被后世誉为“兵经”，“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孙子兵法》自身的这种军事学价值是其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内在原因。

       四是孙膑等人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如同“孟轲好辩，孔道以明”一样，孙膑对“孙氏之道”的宣传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对《孙子兵法》的成功运用，是使当时社会承认《孙子兵法》价值的一个直接性原因。孙膑因此“而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而孙膑业绩是与《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的，故其名愈显，其兵法流传愈广，《孙子兵法》的影响也就愈大。吴起、尉缭等对孙子其人其书的宣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历史作用

       《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统一起了促进作用。《孙子兵法》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它主张进行兼并战争，“伐大国”以实现“王霸”之业。这与战国时期流行的反对兼并、否定战争、主张保持割据的种种论调都是相对立的。战国时期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统一的主要手段是先胜、全胜和战胜，《孙子兵法》为这三种斗争方式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二是带动了战国兵学理论的发展。《孙子兵法》是兵学鼻祖，战国时期兵学理论主要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起、孙膑、尉缭、《六韬》的作者等，注意将《孙子兵法》的理论与战国时期的实际相结合，在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等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如，关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关于军事统帅机构的建设，关于骑兵的地位和使用，关于城守方法，关于不同地理条件下作战指导原则等，大都源于孙子而又有新的发明。

       三是对战国诸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战国诸子对《孙子兵法》有尊奉者，有批驳者，有宣传者，有发展者，有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者。《孙子兵法》在战国学术界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与诸子互相弥补、渗透、撞击、融合，从而促进了当时学术的繁荣与进步。

       四是《孙子兵法》被非军事领域加以借鉴和运用，对当时的生产经营、医学发展等起了推进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魏文侯时，白圭“乐观时变，人予我取，人取我予”，“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法”，他介绍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是关于将《孙子兵法》运用到生产经营的最早记载。

       （三）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流传的启示

       从《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的研究和流传看，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孙子兵法》是关于军事斗争的科学，对于科学，只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之，既不能贬抑，亦不能迷信。

       《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流传不广，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政界、学术界受重礼轻诈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意对其采取排斥压抑态度。荀子的观点并非彼时彼人所独有。如上所言，真理的传播规律一般是压之既久，其发必速，被压制、埋没的思想在适当条件下，就会显现出来，而其显现形式大都带有过激的特点。这是《孙子兵法》的思想到了战国时期迅猛传播，以至被很快推向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西汉，统治者为适应社会统一的需要，对“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从而完成了又一次否定。此后又有多次类似的反复。《孙子兵法》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压抑贬损，有害无益，只会激之走向另一极端。

       但对《孙子兵法》亦不可尊之过度。孙武书并非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乃“辅”国之一经，而非“主”国之全术。“将者，国之辅也”，孙武话说得很清楚；“将”是国之“辅”，而不是“主”，“主”不可以只治孙武之术。在“国之辅”中，它又仅是其中的一翼，而非全部，“武经”不能代替“文典”，犹如“文典”不能代替“武经”一样，二者必须兼“辅”，国家缺一而不可。知孙武书非万能之术，则不可用它去套世上万事万物，硬套就难免出错，如孙子之“诡道”，乃是讲的对敌斗争的手段，就不能像战国时一些人一样用之于自己人内部。还是唐人裴行俭说得对：“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对自己人应以诚信为本，施诡用诈，虽可得益于一时，但却伤在根本，患伏长远。总之，对《孙子兵法》尊奉过极，使用过滥，也会将其推向反面。

       《孙子兵法》一般在战争年代特别受人重视，重视的主要原因，是它充满“变诈”之智。但一旦天下平定后，它就会受到冷落甚至贬斥。贬斥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它充满“变诈”之智。这与世人存有政权可以“逆取”但必须“顺守”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孙子兵法》是仁信与诡诈的辩证统一论者。诡诈施之于敌，仁信施之于己，二者不可偏废。战乱之秋不应将诡诈推到极端；治平之世也不能把诡诈贬入深渊。仁信与诡诈，二者原本相反相成，所以应使之相互为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时首先要看清对象是谁； 诡诈也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